统一事权划分标准构建地方财税体系
　　财政部长楼继伟曾经指出，目前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较多。
　　施志群指出，目前政府与地方事权不清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实行多重标准，依据比较粗放，缺乏规范性。一些应当是全国性或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根据属地原则部分转嫁给了地方政府，致使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中央政府不得不直接提供或以补助的方式间接参与部分应当由地方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由此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职责错位。二是事权重心过低，财权与事权不配位。事权配置与各级政府行政和财政能力不适应，较低级次的政府承担着较多的事权。三是，政府与市场作用混淆。比如，政府承担了不少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调控作用，部分行业存在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等。与此同时，在对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卫生保健、农业等投入方面依然不足，存在“缺位”现象。
　　“中央与地方管理责任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很有必要，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理顺关系，各司其职，避免因职责不清造成重复、浪费或扯皮。但中央与地方管理责任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应该统一标准和尺度，不能因事因地而异，不能总是鞭打快牛。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责任架构在经过充分考虑、酝酿并成熟后，必须尽快全面贯彻、落实到位。”刘志耕说。
　　对此，施志群建议，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统一事权的划分标准。应以法律、法规等形式明确规范各级政府事权，明确事权划分依据，统一各级政府事权划分标准，避免粗放管理;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交叉事权进行明确细分，尤其是存在问题比较多的医疗、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地方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安排重心适当上移。将公共服务的支出重心适当向省和中央上移，让省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可以推进地方财税体系的建设，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如何构建地方财税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管理责任与支出责任的基础。就目前来看，可以考虑把以消费为税基的税种配置给地方，增加地方税收来源，如将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征收逐步过渡到销售环节征收。在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方面，以环境税改革为突破口，考虑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税收分配上，基于如下三方面考虑：一是之前的排污费收取、环境税的出台等，应当有政策的连续性;二是大部分的环境治理责任在地方政府;三是部分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故建议环境税分配可考虑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成制，但主要部分应归地方政府。”施志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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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方面的建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分为近期(2014年-2015年)、中期(2015年-2017年)、长期(2018年-2020年)三个时期。近期的改革重点是将食品药品安全、基础养老金等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营改增”，逐步将邮电通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入;研究消费税在消费环节征收方案;建立全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并实现全国联网，扩大房产税试点。中期，即将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划为地方税;全面征收房地产税;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适时实现国税、地税机构合并。长期，即形成收支结构改善，事权划分合理，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中央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地方以消费税和财产税为主的体制格局;财政透明度、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本报短评
　　财税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对我国的财税改革作出了规划，可以说未来6年我国的财税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不过，财税改革之路仍任重道远。2014年，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启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正如张高丽副总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如何将部署化为行动，如何将行动落到实处，突出重点，务求实效，扎实稳步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用效果检验举措部署和行动落实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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