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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财经文摘》2012年第10期，作者：张杰，原题：《延安的经济“奇迹”》
“延安十年，曾经有过天堂般的岁月。”这是专注于延安时期历史研究的学者朱鸿召在新着《延安曾经是天堂》中的评语。
这的确符合我们的一贯认知，因为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7年3月主动撤离，这支被国民党穷追猛打几近溃不成军的队伍，在这里走向强大。延安十年，被中共史书称为创造奇迹的十年。
然而，干革命首先需要面临的却是非常现实的吃饭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这样形容延安的经济困境：“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但是，延安政权在面临空前经济危机时不仅没有崩溃，反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奇迹”如何而来？剔除一向片面强调的精神力量，还有更加值得探寻的因素。
有饭大家吃的移民城市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3000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
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包括军队、知识分子在内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非自然的人口增长使延安由一座边陲小镇成为一座移民城市。
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85万户，26.662万人口。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这相当于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十多倍。
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两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十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但同时也给陕甘宁边区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近代陕北灾荒连年，几万人的革命队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实属不易。
1938年秋，《国讯》旬刊（黄炎培主编）特约记者陈学昭来到延安，她在报道中写道：“早饭8：00左右，干饭；午饭11：00左右，稀饭；晚饭15：00左右，干饭。三顿饭在六七小时内吃完……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
延安马列学院一位学员回忆当时学员生活待遇：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证的。每月还发一点津贴。
革命队伍里实行的是供给制，作为一个“公家人”，吃、住、用全部由公家无偿供给。它具有战时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给革命同志带来了基本生活满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是延安早期流行的一句话，也是那些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对延安最初*7鲜的感受。然而，随着边区政权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充分占有，平均主义逐步让位给了等级供给制，公开透明也逐渐变为组织决定。
1941年11月，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正式建立干部供给制，“公家人”分大、中、小灶吃饭，不同身份的饭菜质量有不同标准。此外还有专供中央主要[*{a}*]、革命元老的特灶。
1941年初，艾青作为一个知名文化人经周恩来介绍从重庆到延安，住蓝家坪“文抗”，享受中灶待遇。“中灶的标准是每个月3斤肉，一半是细粮，一半为粗粮，每天则按1斤粮食、1斤蔬菜的量配给。”夫妻之间执行严格的分灶制度，艾青的妻子和孩子吃大灶。
从延安时期开始，共产党建立起了严格的供给等级制，从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再到思想文化资源的分配，都遵循着权力规则。
危急关头的大仁政
早在1934年中共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之后就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没收地主财物，重新分配土地，然而生产力并无实质提升。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无论如何精打细算，边区财政也无法负担起巨额的政府开销和军队给养。
抗日战争开始后，“力争外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基本点。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其中前者占绝大部分。1937年的外援为45.6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的77.20％；1938年的外援为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的外援为564.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年的外援为75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共产党在名义上承认国民政府[*{a}*]，实际仍然保持独立自主，八路军开赴战区后在当地自行发展，中共中央因此可以将军费与政费混用，财政负担大为减轻，陕甘宁政府可以继续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从1937年～1939年，边区政府每年需粮12万石，钱1300万，由于这些负担绝大部分靠外界援助，所以老百姓几乎完全不用缴税。”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完全断绝对中共的拨款，而且全面封锁边区经济。更糟糕的是，以往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余力协助陕甘宁地区，此时则因为日军大举扫荡而自顾不暇。边区经济陷入空前危机。
作为应对措施，1941年边区政府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边币”，然而当年政府财政仍然巨额亏空。在贸易方面，全年入超1500万元法币。边币因巨额入超价格大跌，发行一年之后，即贬值七八倍。同时物价猛涨，5月延安市的物价比4月就涨了30%，6月又比5月涨了26%。1942年后，整个边区的通货膨胀情形有所好转，物价仍涨了3倍多。而与同期的重庆相比，陕北小城延安的物价是其4倍左右。
如何渡过难关？军中有人主张“打出去”，也就是放弃陕北根据地，另谋发展。而毛泽东坚持自力更生，一切自给自足，开展大生产运动，各部队和机关都要大事生产，建立公营经济。
到1943年，全边区建成纺织厂23家、造纸厂11、化学工厂10家、肥皂厂2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边区工业从无到有，但仍然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改变此前“与民休息”的政策。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1942年16.5万余石，1943年18万石。这对陕甘宁边区仅150万的人口来说是不小的负担。1941年，延安老区的农民公粮负担平均高达总收获量的35.03%，在该县青化区更高达43.7%，因此曾发生大批农民弃地逃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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