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重新认识什么叫风险控制，这篇11月25日*7出来的风险控制的文章请尽快看完哦，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职场要闻新闻等着你哦。

　　感谢有机会和大家交换一些看法和意见。由于我的工作岗位是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办主任，因此，我总是从需求的角度，从被服务的一方来看待问题。所以，我今天发言的副标题是“一个需求者的诉求”。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非常复杂，在十来分钟的时间之内想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我想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今天准备攻其一点，对几个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有关生产过剩的证据，已经取得很多，几乎不需要太过复杂的实证研究。一个最简单的证据就是PPI。我们提供了一份从2011年1月到今年9月的PPI变动与趋势图。很明显的是：从2012年3月一直到现在，PPI都低于100，那就表明30个月来我国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这个数据已经可以表明中国经济处于普遍的生产过剩状态。

 

　　这种生产过剩是怎么形成的？在中国经济中有两个主要推动主体。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我们来看看在过去30年间政府和企业的主要行为特征。我们挑最集中的表现来看。

 

　　首先看政府。可以发现，3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最普遍、最显著的方法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可以很简单地概括为：外地或者外国的企业，或成熟的商业模式或生产系统在当地做复制。这并不是说招商引资不具有技术进步和创新，而是说它的主要形式与内容是把成熟的商业模式或生产系统在当地复制。30年来反复不断的复制本身就意味着经济无可回避地走向生产过剩。

 

　　再看企业。政府推动的这种复制为什么会得到企业的欢迎呢？如果企业不愿意复制，政府的招商引资也不可能奏效。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企业30年来基本遵循的竞争战略是总成本[*{9}*]战略。按照麦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分析，企业竞争大体有两个基本战略，一个是总成本[*{9}*]战略，一个是差别化战略。前者是利用规模效应，取得总是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从而以更低的价格取得竞争胜利；后者则是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取得差别化优势而竞争取胜。迄今为止，中国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总成本[*{9}*]战略竞争取胜。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领域只要中国企业进入就会出现普遍的价格下跌。

 

　　招商引资和总成本[*{9}*]战略并没有错，当一个经济推动者可以采取低投入、低风险、短周期的方法竞争取胜，为什么要采取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方法去竞争取胜呢？但是，当出现全面产能过剩时，招商引资和总成本[*{9}*]就必然成为历史的正确，而不是未来的正确。着眼于未来，中国经济和企业经济必须迈向新阶段，从总成本[*{9}*]阶段迈向差别化阶段。而要想迈向差别化阶段就必须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这种变化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走向这样的新阶段肯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会对金融提出复杂的要求。我认为面向新阶段对金融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对风险控制的认识。

 

　　总体上来讲，今天的金融风险控制的主流方式是确保不越过一个绝对的门槛，只要你不跨过这个限度，在这个范围内运行就可以接受，只要你跨过这个限度或门槛，就是不可接受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前金融风险控制总体上就是这样。但是，这样一个风控观念与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不对称的。

 

　　只要拥有初级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熟悉风险-收益曲线，它所表达的是无数个风险与收益相平衡的经济选择方案，当某一个方案风险递增的时候，如果对应的收益是边际递增的，这个方案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如果面临一亿元的风险，而新增的利润是一亿五千万元，这个方案就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面向企业差别化战略的发展新阶段，金融的风险控制应该是风险与收益相平衡的方案，而不是一个绝对的低风险方案。否则，在风险-收益曲线上，我们只能选择少数的合理方案作为现实方案，放弃了大多数合理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迈向新阶段不是收缩了，而是扩张了金融业的有效市场容量，只不过不通过风险控制的观念改变，将潜在市场专业化为现实市场。更加重要的是，离开这种认识，我们将无法迈向差别化的新经济发展阶段。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就需要对整个的社会理念进行改造，我们需要社会能够有更宽容的心态，能够有试错的机能。假如我们对所有的问题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我们就很难对风险控制体制进行改造，从而无法推进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这涉及到金融业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金融监管部门，我们应当推动建立能够兼顾安全与创新的监管体制，在总体上、宏观上保持金融安全，在个别金融活动中保持宽松以促进创新；在金融机构，我们应当推动金融机构遵循产业为本、金融为用的经营方针，通过专业化、多元化、组合式的产品与工具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适用的综合解决方案；在政府部门，我们应当从简单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转向高杠杆的商业化支持方法，以便通过风险补偿和分担，推动金融业服务于企业创新；在工商企业，我们应该推动企业能够推出更多的收益与风险相平衡的投资方案和商业模式，为金融业提供更广阔、更便于识别的市场机会；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方面，我们应该深入推进双层监管体制建设，使系统性风险、公共风险较大且适宜集中监管的领域集中于中央监管，而对于分散的、系统风险不高、区域风险特征明显的领域，应该更多地交由地方监管，使集中与分散兼顾起来。

 

　　总之，此类的策略很多。所有这些策略集中体现了一个方向，就是要有序地把政府目前管理的、但不应当管也管不好的领域逐渐地交给市场，将中央政府不应当管也管不好的交给地方，以便促进风险分散化，用分散风险手段来促进创新，用创新的增进来补偿分散的风险增加。这样社会就可以形成微观上活跃、宏观上稳定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没有现代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反过来没有现代经济的推动也不会有现代金融。当前，旨在优化结构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金融无可选择地必须跟上，因为金融和经济只能同生死、共进退，共同迈向经济再繁荣的新阶段。

 

　　编者按

 

　　以“新金融、新机制、新振兴——以金融振兴统领东北振兴”为主题的中国金融论坛2014东北分论坛日前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论坛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的意见对金融工作的*7要求，围绕“改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式”、“以优化金融生态推进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产业与金融双向融合趋势”、“面向东北亚的金融开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探求改革的新思路、新措施。论坛邀请了来自“一行三会”的相关负责人、业内专家学者以及东北三省金融工作管理者，就今年以来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金融如何发挥造血功能助力实体经济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各抒己见。

 

　　此次论坛由中国金融学会、金融时报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委员会、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办，沈阳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辽宁南北金融投资研究院承办。论坛由金融时报社社长邢早忠主持。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