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谢曾先生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一直潜心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成为我国著名的金融教育家和金融理论家。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教学与科研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曾康霖：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我这一生半个多世纪都在从事教学，培养人才。从事教学、培养人才离不开科研，可以说我的科研是教学逼出来的。可以说，我在金融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得益于教学工作。就我的经历来看，教学与科研之间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大学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摇篮。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必须关注和钻研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理论和学术动态，做到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同步提高。大学教师思考和研究学科建设既是本职工作的必然要求，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把学科建设问题作为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科定位、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等多方面的统筹规划。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3年为止，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基本处于传承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金融学说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986年出版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1988年与何高著教授等共同撰写出版《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原论》。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不是对西方经典作家的论述作简单的介绍和解说，而是根据作家的原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理解和发挥，同时进行了比较和评论，为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我在关注国外金融学科发展的同时，着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尽力站在学科前沿，进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继承和弘扬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认为，学科前沿不等于学科热点，更不等于对策性研究，它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方向。比如近年来金融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前瞻性的问题：基金的兴起会不会取代商业银行？电子货币的兴起、网络银行的出现，央行的货币政策还管不管用？欧元区形成后还会不会形成亚元区、美元区？全球的货币会不会走向统一？行为金融学会不会取代功能金融学？等等。这些都是金融实践中提出来的并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些约束条件和行为原则：学科建设与发展有待其他学科发展的配合，有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要继承传统，适应我国现有体制，又要改革开放与国际惯例接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可以适当超前，但同时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要结合中国现实；金融学科建设要站在理论前沿，站在前沿不能一知半解，更不能把它弄成“玄学”，使人如入云里雾里。为此，需要考虑师资队伍的适应程度、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实际部门的运用程度等问题。

 

　　记者：早在1981年，您就发表文章提出“科学在发展，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这一呼声在金融教育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重要。请您回顾一下您当时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

 

　　曾康霖：1981年我重新走上教学岗位，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和学校多年沿用的计划经济时期编撰的教材，我深深感到当时的教学中存在着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于是我在1981年写了一篇题目为《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的文章，指出了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教学内容所受到的几个制约：*9，受苏联教材的束缚；第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第三，受“极左”思想和各种错误认识的干扰；第四，对权威的盲从和迷信；第五，脱离社会现实生活。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了以下呼吁：科学在发展，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金融高校教学科研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现成的书本知识，更要为推动金融学科发展作出贡献。文章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在金融教育系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关于金融学科建设，我后来还提出不少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9，学科建设一定要把握住学科的发展史，要理顺本学科的来龙去脉；第二，学科建设要以科研为主导，高校的科研应当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为教学服务；第三，学科建设要集各家之长，补己之短；第四，学科建设必须培养学术梯队，使之后继有人。

 

　　记者：您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耕不止，著作等身，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对推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和中国金融改革起到重要作用。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当前的研究课题有哪些？

 

　　曾康霖：我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进行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优秀成果奖。按形成阶段来看，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三部分。*9部分是从留校任教到1983年期间形成的。这期间我主要致力于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习与探讨，研究成果体现在两部专著即《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和《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原论》之中。第二部分形成于1984～1994年这10年间。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针对当时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所撰写的论文，集中收录在1985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问题探索》之中；另一方面是关于金融理论问题的系列研究，出版了包括《货币论》《银行论》《信用论》《利息论》《资金论》《货币流通论》在内的“金融理论系列专著”，其共同点都是从评价学说史着眼，不仅系统地评价了国外学说，而且评价了国内学说，深入探究前人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旨在继承和借鉴他们的优秀成果。第三部分是1994年至今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金融经济学》《虚拟经济——人类经济活动的新领域》《金融经济分析导论》等几部探讨金融学的基础和前沿问题的专著；此外还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论文，如《略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次革命》《漫谈经济学研究》。我的想法是，作为一名身处高校的学者，应当既注重专业学科的研究，又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既注重前沿问题的研究，又注重系统性的研究。

 

　　记者：作为中国金融改革近30年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如何评价中国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曾康霖：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三言两语难以回答。中国金融改革近30年，成就辉煌，我个人认为，其中特别重要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9是1984年的中央银行分设。此次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分别行使专业银行职能，这使我国金融体制“政企分离”，中央银行体制确立，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银行作为财政出纳的角色，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第二是1985年的外汇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取消了外汇的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汇率的计划价格，使汇率向市场价格靠近。第三是1992年股票市场的推出。中国股票市场的推出异常艰难，比较特殊，但意义重大。它改变了我国单一的融资体制，标志着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形成。第四是1998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它打开了“合作金融”的新局面。第五是2000年以后陆续推进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这些改革举措为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意义极其重大。第六是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近十年来，中国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管理经验、服务方式，逐步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接轨。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鼓励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稳步推进。

 

　　当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过程是渐进式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需要加快步伐。在推进金融改革中，一定要注意从中国经济金融甚至社会文化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不仅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别明显的“大国”，这意味着它的适应性、包容性和差异性都非常强。就这一点来说，还没有任何现成的学说和模式可以照搬过来直接指导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国金融业必须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不断总结和创新。

 

　　记者：您一向重视金融思想史研究，强调金融研究要中西结合。在您看来，当代中国金融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金融思想有哪些？

 

　　曾康霖：当代中国金融思想的发展基本上与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的发展相一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传承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交融阶段，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到现在的发展阶段。在传承阶段，金融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进行解说、探讨；在交融阶段，金融研究主要是结合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对西方现代货币金融学说进行审视，并吸收西方经济金融理论指导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在发展阶段，金融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的理论和逻辑思维(包括建立各种数理和计量模型)，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和探讨现实中面临的各种金融现象和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前两个阶段就没有发展，就没有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金融发展演变过程中，特别值得肯定的思想理论包括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货币政策结构调节论、制度性金融风险论以及货币物价互动理论(即“货币多、物价涨；物价涨、货币多)等。这些金融思想都非常密切地结合了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金融改革产生了影响，意义重大。但总的来说，这些思想理论还不能完全满足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需要，我们的学术研究还需要加强创新。

 

　　记者：在金融研究领域，您被许多人称为“开放、豁达的智者”，因为您从不拒绝新的东西，并且总是从独特的角度去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您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自己的治学理念？

 

　　曾康霖：我一向主张，无论是金融理论的教学者还是研究者，都应当做到既尊重经典又不迷信经典，既注重书本，更注重实际。对西方现代金融理论和思维逻辑要学习、借鉴、包容，但不盲从，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同时，要注意加强金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1992年，我在一本专著《资金论》的序言中，曾专门谈到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一是既以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不受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束缚；二是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又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的东西；三是既做质的概括，又进行量的分析；四是既做系统的理论阐述，又进行具体的技术性运算。

 

　　我这个人，思想不僵化，不故步自封，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在我的理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但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运动和发展，哪怕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也概莫能外。理论总是依据一定的实际进行抽象而得出结论，但任何实际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存在于一定时空和条件下的。如果特定的时空和条件变化了，依据的事实不存在了，或者把抽象掉的因素再考虑进去，则又当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改革开放形势的促动下，我较早有选择地接触和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搞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理论、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学，我们少不得要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此外，我经常向学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从实际升华到理论。实际是生发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土壤，我国特定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事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宝藏，特有的经济转型更是世界上[*{3}*]的研究模本，我有许多文章的灵感就直接来源于的实践。此外，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要在特色、气魄、创新上下工夫。所谓特色，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实际到理论。除了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外，还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特色，要研究“大国金融”；所谓有气魄，就是不跟在外国人后面人云亦云，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所谓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站在学科前沿，不仅理论上要创新，方法论上也要创新。

 

　　金融思想理论要发展、要创新，首先必须传承。如果说治天下者须以史为鉴，那么治学问者同样必须以史为基。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倡导要加强对金融史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各个时期的金融思想学说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只有深入了解，才能做到传承和弘扬前人的研究成果。近年，我与我的同事主编《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已出版*9卷)，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就是为了展示百年来中国人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就是为了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记者：高校教材建设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不可忽视。您曾经编写过多部高校教材，在金融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编写教材与一般的学术研究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曾康霖：编写教材首先要正确定位，掌握适度，不是越多、越深、越庞杂就越好，教材本身要有学科体系。教材的特色体现在教材内容的创新、教材对象的合理定位以及设计符合现实需要的新教材等几个方面。1990年我主编的《货币银行学》，率先突破了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与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划分，打破了传统的货币、信用、银行三大块的结构，以货币流通、货币资金运动为主线，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货币银行学理论体系。在1993年主编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一书中，我以商业银行各项业务为线索，以头寸调度为核心，以求得“三性”的a1组合为目标建立课程体系，当时这在国内尚属首创。这部教材获得了全国高校金融类教材一等奖。1999年我在主编国家级重点教材《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时，为了突出研究生教材与本科生教材定位的区别，我特意将教材名称定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该教材后来获得四川省优秀图书奖和教育部优秀教材奖。针对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在新教材设计方面，我也曾提出了许多个人设想，例如我主张金融专业应当增加四门课——金融市场管理学、金融商品交易学、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学和家庭企业理财学，这些课程的内容必须融入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和数量经济学等学科，体现学科的交叉性。

 

　　记者：在金融教育界，我们经常听到同行们称赞您在培养博士生方面独具匠心、成效显著。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心得吗？

 

　　曾康霖：最近几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培养博士研究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或将要成为金融领域的高级人才。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初步摸索出一套博士生的培养方法，可以总结为24个字：拓宽领域，以专带博，充实功底，掌握方法，小题大做，求得成果。“拓宽领域”，指博士生的知识范围要涉猎中外古今、边缘学科、跨学科、综合性学科等；“以专带博”，即是以研究方向为核心，向相关知识领域拓展；“充实功底”，要求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掌握方法”，包括规范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数理的方法等；“小题大做”，要求见微知著，由小及大，从实践中升华；“求得成果”，包括见解、方案、文章、报告、模型等。

 

　　在博士生培养是“以专带博”还是“以博带专”这个问题上，我是经过了几年时间探索的。开始，我的做法是“以博带专”，即要求博士生入学后坐下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扩充知识面，系统掌握有关知识，夯实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选择题目，完成论文。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中不少人忙于自己的事业，坐下来专心读书做不到。后来我改变了思路，实行“以专带博”，要求学生入学后就确定研究方向甚至研究题目，集中思考、研究一两个问题，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去读书、学习。但是在实践中，我又发现“以专带博”的方法也存在问题，因为有的学生迟迟定不下合适的研究方向，甚至需要老师来为他定研究方向。由此可见，不但学问无止境，而且师道亦无止境。

 

　　我常对博士生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我十分注重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精心选择题目，引导、启发他们思考，对新观点、新方法给予充分肯定。在给博士生出的讨论题中，相当部分是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另外，我特别强调博士生不能闭门造车、流于清谈，而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此，我要求博士生深入社会相关领域进行调查研究，让他们到实践中去锻炼，发掘真正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记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园丁”生涯，如今您桃李满天下，是中国金融学界德高望重的师长，并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请您谈谈自己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主要心得。

 

　　曾康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是因为教学的需要而“逼出来”的。与研究者相比，其实我更看重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几十年来，每当我看到一批批莘莘学子走进校园、复又走向社会，我心里总是充满了喜悦和欣慰，有一种辛勤耕耘后喜获丰收的满足。我认为，教师应当对学生严格要求，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虚谨慎的为人品格。现在的年轻人个性更加突出，当教师的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和缺陷，扬其长而避其短。我们做教师的更要全面关心学生，做学生的朋友。一是要在事业上关心和帮助他们，二是要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多年来，我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朋友关系。现在这些学生无论在哪里，无论走上什么样的[*{a}*]岗位，无论事业多么辉煌，他们始终把我当成一个“老朋友”看待。我觉得，师生之间能够结下如此深厚的情谊，正是我们当教师的*5安慰。

 

　　当然，一个好的教师，除了要与学生交朋友，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给予学生真才实学的教学方法。我很早就意识到，在社会科学领域，金融学是一门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能因循守旧，应该不断创新。鉴于改革开放出现的新形势，我对高校金融学科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1990年，我承担的“适应金融体制改革，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研究课题，获得了首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7年我主持设计的“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方案”，又一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为了推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的学术交流，我先后主持召开“中国金融学博士培养高级研讨会”(1991年)和“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高级研讨会”(1997年)，并出版专著《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这些学术交流达到了“汇同行之智慧，适时代之需要，集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的目的，对推动中国高等金融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1世纪的金融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竞争，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业，我国在金融人才培养的整体战略上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构想。金融人才的培养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要适应市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要。从服务对象上看，要有服务于政府、公司金融、家庭理财的人才；从金融机构运作看，要有[*{a}*]决策层、经营管理层和业务操作层的人才；从执业人员素质看，既要有复合型又要有单一型的人才；从金融机构投入产出看，要有信息处理、形象设计、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等类型的人才。例如，要尽快培养本土化的注册金融分析师，占领高级金融人才培训先机。金融分析师这个概念需要细化，既要有替企业和家庭理财的金融分析师、项目投资的金融分析师、房地产开发的金融分析师，还应该有国际投融资的金融分析师。目前当务之急是培养具有国际执业标准的专业人才，先“人才国际化”，再“业务国际化”。

　　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我这一生半个多世纪都在从事教学，培养人才。从事教学、培养人才离不开科研，可以说我的科研是教学逼出来的。可以说，我在金融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得益于教学工作。就我的经历来看，教学与科研之间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大学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摇篮。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必须关注和钻研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理论和学术动态，做到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同步提高。大学教师思考和研究学科建设既是本职工作的必然要求，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把学科建设问题作为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