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第三方支付的相关问题引起公众广泛热议。无论是暂停二维码支付，还是监管部门征求意见稿，都使得各种观点的对立与碰撞“火星四射”。从中国监管层角度看，其重点考虑支付工具、渠道创新中潜在的风险;从支付企业看，则更强调客户服务与体验。二者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风险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而对于积极“入戏”的商业银行来说，表面上运用风险与安全为由头，实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竞争利益。
无论如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化的持续推进，对于支付清算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逐渐从金融后台走向中前台，与公众切身利益更加密切相关。在一个蓬勃发展、生命力涌动并且躁动的支付市场上，各方出现利益诉求的差异，并不奇怪。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近期各方争议的落脚点，实际上都可以放到一个层面上展开，即如何判断支付清算市场创新中的风险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开始高度重视金融风险传递和积累，并且推动了一系列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以避免再次出现大范围的危机。其中，支付清算体系作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曾经在风险传染、流动性迅速枯竭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这也成为各国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在银行间、非银行、证券这三大支付清算体系中，都出现了相应的审慎监管倾向。同理，中国虽然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过度冲击，但其也在反思金融监管模式的优化与完善。不过，由于中国支付清算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并未构建起国际化的跨境支付清算机制，因此其对于宏观风险的贡献度有限，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也没有纳入到已有的监管模式探讨中。
随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的巨大增长空间，而且以支付渠道承载的金融创新，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服务功能的不足，由此诞生了余额宝类产品。在此过程中，风险问题的考量自然扑面而来，成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博弈的重心，也间接把各类机构和公众都牵扯进来，更有各种“混水摸鱼者”。
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对于支付领域创新，风险与效率本来就是一个跷跷板，达到平衡并不容易。作为监管者，其利益*5化目标，就是实现风险最小化;作为市场机构，自然更加重视效率和内部风险，而把具有外部性的风险放在其次。这些都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争议焦点的支付体系风险问题，现在缺乏有效的量化分析模式，也没有可持续的、透明的评价机制，进而使得各方经常陷入定性评价的“非此即彼”的思路，甚至出现极端情绪化，谁也难以说服谁。
笔者认为，推动支付体系风险的量化分析，才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核心思路。
首先要从多个维度确定支付风险的来源，这样才能对支付清算体系的风险分类和识别。从业务类型区分，如把传统线下支付、新兴移动支付等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主体都纳入其中;从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如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等;从支付清算功能区分，如按照国际惯例，将整个支付过程分为交易、清算、结算三个部分，不同部分的风险特征差异化;从支付交易规模区分，如批发性支付系统和零售性支付系统;从支付工具受关注度区分，如传统非现金支付工具与电子支付工具。总之，这些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使公众看清楚，哪些才是支付体系自身可能产生的风险要素，这些风险主要源于哪些环节，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在看清楚支付风险的大致情况后，就需要对其加以量化分析，从而使人能够准确判断各类风险的具体程度。
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上，还是各国支付体系的风险监测中，都有许多成熟的理论模型和监测模式可以借鉴。对分类识别后的风险，可归纳分为两类——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构建有效的支付风险评估模型，对它们予以量化。对于前者，需要由多个部门协调、学界和业界共同参与，确定相对合理、特定机构或产品风险达到系统重要性的评判标准;对于后者，则需要适应中国支付市场的复杂性，确定多元化的评估指标体系，例如网络支付安全就是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步骤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们准确掌握支付体系的具体风险特点，如有可能，还可对各国的支付体系风险状况做横向指标比较。
在识别和量化支付风险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应对和处理支付风险，这需要有相应的处理机制，来防范、缓释、归责相应的风险，避免其积累和恶化。为了适应未来中国支付清算系统的迅速发展，中国监管部门亟需构建专门的支付审慎监管模式，包括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二者的目标都是监测和防范支付风险，区别在于微观审慎监管监测和防范，是针对单个机构的非系统性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对应的则是系统性风险。
由于中国整个金融市场和支付清算体系都处于快速变革中，它与世界各国情况完全不同，缺乏先例借鉴，因此还需要衡量支付风险与支付创新收益。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付创新带来的行业和社会收益，足以弥补其带来的潜在非系统性风险，且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市场机构愿意付出一定风险补偿成本，这就涉及到监管容忍度的确定。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最后还要尽快建立支付风险的公开披露机制，向公众充分披露支付风险。央行等监管部门可以借鉴部分国家经验成立“支付清算系统风险监测委员会”，重点发布系统性风险的统计分析指标，并且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付清算协会可以推动非系统性风险的量化评价机制建设;各类支付清算组织和机构、学术组织也可充分参与其中，构建行业支付风险的评估体系，让公众来评判其科学性。
总的来说，金融风险风险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一旦跳出监管的“潘多拉之盒”就会带来噩梦。金融既离不开风险，也要避免风险的失控。支付清算作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一，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局。在零售支付、非银行支付等领域加强风险监管是全球趋势，同时，中国存在面向支付服务消费者的巨大创新需求也是事实。对此，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但必须了解“跷跷板”的平衡点在哪里，这就需要各方都跳出“模糊性”思维定式，逐渐以数量化的手段来理性认识风险、确定真实风险状况，从而真正提高对支付风险的重视，同时也降低对风险的不必要恐惧。
只有“拿数据说话”，才能使公众既不会误读监管者出台的某些旨在防范风险的措施，也不再迷惑于市场上屡见不鲜的风险案例警示，真正使得亟需推进的支付消费者保护能够获得更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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