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在外部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和内部通货膨胀隐患的环境中，紧缩一直是货币政策进行总量调控的基调，而且随着通胀隐忧的日渐显性化，紧缩力度逐渐升级，政策取向从“稳中从紧”一步步地演化为“从紧”。为配合货币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的总量紧缩目标，一些主动性或被动性的财政政策措施或者是直接发挥了紧缩总量的效果，或者是为紧缩总量提供桥梁或途径，从而使两大政策在总量上的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税收规模快速增长有利于紧缩总量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税收收入也随之快速增长，不仅如此，税收收入增速超过了GDP增速，税收超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紧缩总量的效果。至于税收超经济增长是源于财政制度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还是源于财政政策的相机调整，目前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从税收政策来看，各税种税率是有增有减，增值税、所得税等主体税种是减税政策，但资源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率有所提高，出口退税调整也具有增收效果，因此，税收政策变化对税收总量的影响需要量化权衡才能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关系到财政收入政策紧缩效果的持续性。直观地看，2007年，在总税收收入中，增值税的比例约为31.6％，所得税的比例约为26.0％，两大主体税种的减税政策将会减缓未来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增量财政政策促使财政赤字逐年降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有利于减轻我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
税收总量变化具有较大的被动性，财政政策在支出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在经济过热情况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减少支出来控制通货膨胀。我国从2003年就开始逐步退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控制赤字”是稳健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财政赤字降低不是源自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源自财政支出相对量的减少，即财政支出增量小于财政收入增量，这种增量财政支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的紧缩效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配合点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总量失衡的重要原因，针对总需求中消费比率较低的情况，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公共性消费领域倾斜，以减少企业和居民部门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支持经济体制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从总量角度分析，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调整可以减轻我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有利于消除流动性过剩问题产生的根源，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三）财政支出进度长期滞后于财政收入进度，导致财政存款迅速增加，在大多数月份，财政政策被动性地发挥了紧缩效应
由于财政收支的季节性特点、国债发行的时间安排、预算生效和执行时间不吻合等原因，财政收支历年的前10个月，有时包括前11个月都是在收大于支的状态下运行，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的时差带来了财政存款。2001年以来，在中央银行的财政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的态势，截至2008年3月，该数值已达到了21557.65亿元。大量财政资金以存款的形式出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无疑不是一个理想的局面，然而从总量角度来看，这种局面有利于减少基础货币发行，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存款的增加被动性地发挥了紧缩货币供给的效果。
（四）进行了多项税率调整，直接作用于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发挥了紧缩需求总量的作用
税收政策对需求总量的调节具有直接效果，利息税、房产税、出口退税、资源税等有关税收政策的变化，直接增加了有关投资和出口的成本，成为降低总需求、反通货膨胀的重要措施。例如，存款利息税由20％下调到5％，这相当于提高了实际存款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税后利率相当于提高了0.5％，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降低投资需求；再例如，出口退税税率调低、进口税率降低有利于抑制出口增长过快，增加进口，缓解流动性过剩。
（五）特别国债提供了财政政策分担国际收支失衡不利影响的新途径，减轻了货币政策进行紧缩的外部压力，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调控工具
如前所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外汇储备迅猛增加会带来基础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扩张并导致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央行可以通过国债正回购或发行央行票据等政策进行冲销。由于既有国债规模的限制，2003年，央行开始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目前，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从长期来看，这种冲销政策难以持续，一是由于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相应的成本；二是由于使用短期性金融工具解决长期性问题，最终将会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局面，可用于冲销的空间逐步缩小。2007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买入特别国债，然后以特别国债为质押开展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该举措是两大政策主动进行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它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财政政策应对外部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较好体现。
虽然近年来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程度有所提高，对维护总量平衡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毋庸置疑，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形势的客观要求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存在一些欠缺之处，并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政策之间进行协调配合的机制尚不成体系；两大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的政策力度和时间长度缺乏前瞻性，容易增加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两大政策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明确、规范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另外，两大政策之间还存在一些相互矛盾和冲突之处，影响协调配合的效果。仅举以下两例加以佐证：
（1）国债领域的协调配合问题。国债是两大政策的联结点，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但我国由于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而逐步降低国债的发行规模，从而减少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2）税制改革与货币政策紧缩。应该看到，虽然最近几年我国财政连年超收，但某些税种实行减税的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农业税的取消、利息税的降低以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等措施都是如此，这是我国为了理顺财政税收体系必须要做的事情，但这实际是带有扩张性效果的财政政策，虽然在财政连年快速增收的情况下，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降低一些。另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民间资本的投资，虽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也有给经济热度升温的因素，需要做好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