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农民张建华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9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庶民的胜利：拆迁造富可望可即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接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
　　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据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和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认为：“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筹。”
　　失衡的生活：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停满了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说，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元以上，降低点儿要求，至少也要在15万元，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儿了。”
　　也有人买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黑车司机黄遥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趴活”。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儿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遥苦恼地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十多万元。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儿地“烧钱”。
　　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周孝正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赵春燕对此也感触颇深：“对于一向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奇，面对突然到手的财富，大多数人自然会手足无措。”
　　“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赵春燕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依法行政不能止步于充分补偿
　　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尚建刚直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管与他们存在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还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