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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谈到了降低人口规模是否有利于充分就业，这篇2月26日星期四的业界评论已给到各位读者们啦，请大家细细品味哦。
前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低生育率对养育和养老的影响以及人口与人均财富的关系。本文作为人口与经济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将讨论人口规模与充分就业的关系。
前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低生育率对养育和养老的影响以及人口与人均财富的关系。本文作为人口与经济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将讨论人口规模与充分就业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把长期的就业压力归咎于人口太多。例如，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就曾言：“中国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都是人口太多导致的，谁都明白农业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但正因为农业劳动力过剩，为了给每个农民都留一块地，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不能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中国形成的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谁都知道这样不好，但这种格局之所以到现在都没转变过来，还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城市无法一下子接纳那么多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就业问题，根子也出在人口太多，中国每年要解决1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就业压力*5的国家之一，这就迫使我们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速度。”
虽然支持生育限制的各种理由都似是而非，没有一个真正站得住脚，但与其他理由相比，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充分就业的观点尤其荒谬。
（1）人口与就业的关系
其实，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越多。人总是要消费的，消费就创造需求，需求就拉动经济，经济发展就创造就业机会。举例来说，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发达国家，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澳大利亚，但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基本相当。俄罗斯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长期高于地狭人稠的日本。
图1是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图左是世界166个国家和地区（其余无数据）；图右是中国除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数据是城镇失业率，未必能真实反映整体失业状况。该图显示，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失业率倾向于更低，但关系不是很显著。该图表明人口对就业的影响基本是中性，但略偏正面。实际上,过去30年，中国人口是不断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如果人口少有利于就业，那么人口应该往相反的方向迁徙。
为什么人口对就业的影响略偏正面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 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因此，减少人口可能加重就业困难。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低生育率下，许多这样潜在的工作机会消弭于无形，整个经济缩减，规模优势下降。而且，低生育率会减少年轻人的比例, 恶化人口结构。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社会，除了医疗、养老、殡葬外，还有多少行业不是夕阳行业？
还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和城市目前有数亿人因为技能不足而不能充分就业，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但限制生育减少的是未来的孩子，并不是选择性地减少未来技能不足的人。而且教育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城市家庭在生育上受到的限制更厉害，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现代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相对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恶化就业形势。
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困难，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多年大学扩招速度太快,从1998年的每年108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599万，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18.7%。 其实，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是一些行业的招工难。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的起薪已经与体力劳动者持平了，说明大学教育可能已经超前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水平，或者说现有的大学教育所提供的技能不足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在大学生就业困难下，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的说法更有迷惑性。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去申请手机软件开发的工作，因为竞争者太多未被录用。这时他可能会想，如果当年的生育率再低一些，竞争者可能就会少一些。这背后的假设是假设生育率更低时，外部的就业条件是不变的。这又是典型的用微观的视角来看待宏观的问题的错觉。如果当年生育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会更少，手机市场的容量也会更小，申请的这家公司可能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许没有足够的销售额维持这个软件开发的职位。只是，减少人口降低竞争压力的短期和微观效应直接而直观，容易让人感受，但消减工作机会的长期和宏观效应间接而抽象，容易被人忽视。
（2）就业难和招工难本质是经济失衡，而不是人口问题
劳动市场除了就业难外还有招工难。在经济循环中，生产和消费应该是平衡的。但由于经济决策通常基于预期，而现实与预期经常会产生系统性偏差，从而导致经济失衡。如果消费需求小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有就业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小于工作意愿。反之，如果消费需求大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过热，这时有招工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大于工作意愿。如果有人既有消费需求又愿意为之工作，但却没有机会，说明经济失衡导致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同样，如果企业有消费市场却无法招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说明经济失衡导致低迷的工作意愿还未转化成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就业难和招工难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多或者太少，而是由于经济失衡，也就是经济体内消费和生产偏离均衡状态。导致经济失衡的因素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
其中，内部因素是经济体的内生性振荡。在经济循环中，现实与预测的偏差不可避免，这种偏差通过个人、企业、政府的决策中广泛存在正反馈机制不断传导，放大，最后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波动。比如经济危机时，企业可能会减少雇佣，这反过来又会降低消费，进一步加深危机。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与经济全球化又使原先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耦合起来了，有可能加重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波动性。经济体的这种内在波动性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过热或过剩，因而可能会引发用工荒或就业难。由于这种内在波动性，均衡只是理想状态，而失衡尤其是结构失衡则是常态，所以劳动市场的就业难或招工难将长期性地伴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这与人口总量甚至人口结构没有多大关系。货币和财政等宏观政策可以对总体失衡进行调控，但局域过热或过剩的结构失衡只能通过增加经济体内的润滑性和柔韧性，强化负反馈机制来缓解。
导致经济失衡的外部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人口变迁、机制改变等。尽管外部变化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劳动市场的严重失衡，但长期来看，只要不去人为扭曲结构，经济系统会自我调整，适应变化，最终形成新的均衡，让劳动市场得到缓解。本质上，劳动市场不存在多余的人。只要有工作意愿，任何人都拥有比较优势。换言之，哪怕这个人的每种技能都差于他人，他也可以接替他人相对低收益的工作，让后者节省时间来专注于更高收益的工作，最终通过交换达到双赢。这是为什么服务业创造工作机会的潜力是无限的。实际上，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更需要个性化、多样性和创造力，所以到这个时代，人的价值更大，人口众多的优势更加突出。
技术进步是引发劳动市场变化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有人担心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人力需求，如果不控制人口会有劳动力过剩。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只是短期的，它的长远影响则是正面的。上百年来，人类社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就业却越来越充分。图2是人均GDP与失业率的关系。图左是世界各国，图右是中国除直辖市外的各省区。该图显示，人均GDP越高的地方，失业率越低。由于人均GDP越高，自动化程度通常也越高，该图倾向于表明自动化程度与就业率是正相关。实际上，某种工作被机器取代，本质上相当于社会整体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同样甚至更多的产品，社会整体的受益要大于失业者的损失。因此，合理的政策是让失业者从机器化带来的社会收益中分得一定的补偿，让各方受益。如果失业者有工作意愿，那他们在新工作上的产出则是新增的社会财富流量。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人类可以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个性化的，创意性的物品和服务。
降低人口规模是否有利于充分就业？ - 梁建章 - 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由于不同年龄人口的工作和生活规律不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是经济失衡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生育限制政策强化了这个因素。比如，近年春节后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1990年代的生育率陡降导致当前新增年轻人口减少。虽然年轻人口下降既会减少年轻劳动力也会逐步降低消费需求，从而最终促成新的均衡，但因为新增劳动力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并且出口加工业的市场不受国内需求影响,所以消费的萎缩滞后于劳动力的减少，导致短期内的招工难。
许多计划生育反对者强调招工难的危害，但招工难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它可能让就业更充分，加快底层人群收入增长，倒逼技术升级，有助于中国尽快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然而，这些好处本可通过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来实现。而且，年轻人口的持续减少会弱化规模和集聚效应，并最终降低内需而损害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
（3）全面放开生育是否会冲击未来的就业市场？
有人认为完全放开生育可能会造成未来的就业难，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按我们非常宽松的估计，如果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之后，出生人数当年开始反弹，至2021年会回落到放开前的水平之下，7年时间超出的孩子总数不会超过3000万，低于1985至1991年的7年时间的反弹超过3000万的规模，更是远不及1963至1974年出生高峰期间的反弹规模。
为了粗略估计放开后的反弹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影响，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劳动市场经历的两次大冲击。一是1978至1980年，800余万知青回城 (潘鸣啸,2005)。知青回城在最初几年确实造成严重的就业难，但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问题逐步缓解，中国城市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二是1990年代国企改革，超过2800万工人下岗（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张春霖,2003）。经过几年阵痛，国企效率总体提高，许多下岗工人逐步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但在整个过程中，不少下岗工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如果转型带来的效益能在一定程度补偿他们的损失，整个过程的痛苦会小一些。
与上述两次冲击相比，完全放开生育后的出生人数反弹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影响将要小得多。前两次政策改变影响的是城市,完全放开生育影响的则是全国。从高峰数量相对比率来看，1979年回城人数有395万（潘鸣啸,2005），是当年城镇人口的2.3%；1998年新增下岗人数达564万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占当年城镇人口的1.3%，而完全放开后全国出生人数反弹最多的*9年多出的孩子数*6估计为865万，仅占全国人口0.6%。而且，前两次政策改变牵涉的是成年人，他们的教育和技能很大程度已经定型，而生育反弹多出的则是孩子，其未来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技能足够的时间逐步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再者，在前两次政策变化的当年，中国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化程度低，应对劳动市场供求变化的润滑性和柔韧性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与20年后相比。其实，1990年代规模相似的出生高峰对现在劳动市场几乎就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经济应该有能力很好地应对放开后的生育反弹。
另外具有参考意义的是大学扩招对就业市场的影响。2003及其后3年期间中国大学毕业人数比之前3年间增长了124.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之后3年出生人数与之前3年期间相比增长仅为44.5%。按此估算，完全放开生育对整个劳动市场的冲击不及大学扩招对高端劳动市场的最初几年冲击的一半。而且，大学扩招持续了十多年，年毕业人数增长了四五倍，在但放开生育后出生人数只会反弹六七年，接下来又将急剧萎缩。
最核心的问题是，那种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是社会的福祉。除了中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绝大部分资源都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培育。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一个不愿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之后的滑坡。应对这个滑坡的*4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替代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不过，根据其他所有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的分析，即使鼓励生育也无法逆转出生人口大幅下滑的趋势。
这种人口趋势将造成中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并由此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复兴是釜底抽薪。如我们人口与经济系列的第三篇文章（链接）所分析的，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正面因素，人口老化和萎缩将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外，很多行业都都可能面临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不足，基础设施因为缺乏更新的需求和财力而面临老化甚至废弃。严重老龄化更会加大社会抚养负担，恶化财政状况，并大幅降低创新和创业活力，更不用说对社会和家庭会带来各种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在你论述放开乃至鼓励生育的必要性时将劳动力短缺列为主要理由之一。对此，我们并不认同。如前所述，年轻人口的减少虽然可能会带来某些行业的用工荒，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是短期的，而且对中国整体经济未必就是坏事。长期来看，伴随需求萎缩的是就业机会的减少，甚至最终导致更大的就业难，尤其是对中老年来说。总之，支持放开和鼓励生育的理由无所不在，但劳动力的短期短期不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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