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嘉诚和他的商业帝国有些烦恼，烦恼的是在他们拼命想要低调、拼命想要把任何动作的影响都降到最小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拼命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进行政治化解读。
　　近日，长江基建集团通过换股方式与电能实业合并，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包括长和、长地、长建等10家上市公司在内所有商业资产的注册地已经全部迁出香港，分别迁入百慕大群岛和开曼群岛。这是继去年陆续撤出内地之后，李氏实业的又一重大资产转移。
　　其实，近几年来，李嘉诚和他的李氏商业帝国一直在进行所谓资产转移，不仅持续卖出大陆和香港资产，同时在英国等地动作不断、连续收购多家大型商业集团，并且将资产注册地全部迁出中国。而截至日前，随着最后一批资产的外迁，李嘉诚的名头也从“华人企业家、香港首富”摇身一变成为“海外*5的华人首富”，从资产归属和资产结构上彻底“去中国化”。
　　事件一出，自然引出了各方的关注与讨论，从官方的媒体到民间的金融机构，纷纷跳出来对这件事本身加以评头论足。更有甚者，很多网民将讨论的中心延伸到了爱国和李嘉诚的发家史是否清白上。新华社批准成立的“瞭望智库”刊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文章称，“别让李嘉诚跑了”，认为地产财富并非来自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随后，环球网评论和证券时报先后发文称，“对于李嘉诚的离去，不妨大度点”、“让李嘉诚大大方方走天塌不下来”。
　　不难想象，这是李氏进行资产外移时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长和发言人*9时间回应称集团并没有撤资，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李嘉诚到底有没有撤资？外人不好判断，因为他有撤资的理由。长期以来，李嘉诚在香港回归后还愿意呆在国内的原因无外乎有两个。*9，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没有外国好，香港的投资环境没有港英时代好，但香港和大陆的市场太大、增速太快，作为商人他有留下来寻求利润的必要。第二点，留下来和政府合作，可以得到比以往更丰厚的回报。但是2013年之后，特别明显的是，大陆的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而香港则因为区域经济和地位问题，投资环境大幅度倒退，很多企业家都想换环境、换产业，李氏也是如此，毕竟在经济同样乏速的大背景下，国外的投资环境肯定要更好些。
　　但为什么在撤资这件事上，李嘉诚和整个李氏要表现得如此谨慎呢？想走不能大大方方走么？这是因为很多批评者、反对者都自认为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而且这种道理和理由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是很多普通民众都认可的，甚至是有政治依据的。李嘉诚撤资之谜，实质上映射的是中国*9代企业家的悲哀。
　　什么是*9代企业家？对于大陆来说，可能指的是改革开放后的*9批企业家，对于香港来说，可能指的就是像李嘉诚这样从港英时代一直存续到香港回归后的*9代企业家。他们的悲哀是什么？是“政治原罪”——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政治环境造就了他们。
　　仔细观察目前已经普遍60-70岁的国内*9代企业家，他们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凭借人脉和政治资源拿到*9桶金，然后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政治资源的优势排开了不少干扰，让本没有竞争优势的他们不断做大、做强，成为行业统治者，甚至是行业垄断者。这里不得不提一位很出名的企业家，他的*9桶金是干什么来的呢？80年代末、90年代初用飞机到苏联倒商品回国赚差价。这种生意的资源调动能力在当时不可想象。
　　更有甚者，很多一代企业家的资本积累、*9桶金来自于违法犯罪。比如在过去20多年，特别是1984年我国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后，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国有资产出现了重大流失。怎么个流失法呢？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公产变私产——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将高价值的国有资产以低廉的价格变卖给企业管理者等私人。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摇身一变，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后来*9批企业家。
　　还有就是房地产这样的特殊行业。虽然土地出让金让政府保持了收入增长，但房地产商人的巨额利益和社会地位都是建立在土地政策上的。土地又是极为珍贵和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又十分特殊。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因素和土地政策的照顾与倾斜，房地产商人不可能成功。
　　再看看李嘉诚。香港回归后，社会结构失衡。国家和政府希望照搬精英治理香港的模式，也就是后来的“港人治港”。在这种模式下，必然要扶持一部分香港华商，稳定香港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秩序，让香港继续繁荣下去，甚至充当大陆的代言人。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放行。
　　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而在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也可以多次看到李氏的身影。
　　由此看来，这样的商人更倾向于以往的红顶商人，他们的发家史、他们的资本来源本来就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所以回到前面一部分的说法，批评者是有道理、有理由、也有政治依据的。“吃人家的嘴软、那人家的手短”，钱挣得不市场化，想退出自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市场化。
　　更深层次的，不论是批评李嘉诚的社会声音，还是李氏自身的顾忌，都来自于一个社会基础——先富论。先富带动后富在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但在市场化改革的当下，却成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桎梏和枷锁。前面说到，为了培养先富群体，国家倾斜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国家和社会资本，一些原本不应该富起来的人也成为了先富。
　　先富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有更优质的生活品质、更高的社会地位，还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国家让你富了，你却要跑”在民众当中有很高的群众基础，但这显然不是市场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贪官贪够钱后打算出国，全国人应该都不会答应。
　　香港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近几年来，香港政治动荡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民众对生活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来源于什么？也许就来源于民众对先富们不兑现承诺的愤怒和失望。香港回归时，可以说香港底层民众对回归后的社会充满了期待。但时至今日，香港经济腾飞了，新商人越来越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明显的提升。当对新商人的期待全部落空后，于是李氏的码头罢工了，于是李氏资产外迁，争取来了更多批评的声音。
　　很多人说，现在的社会对李嘉诚这样的商人过于苛刻。其实，李嘉诚选择经商、选择进入房地产行业后，就应该能想到未来某一天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同样的，很多*9代企业家，选择经商的道路、选择利用资源优势积累*9桶金的时候，就应该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枷锁和悲哀。
　　中国的商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以真正地不受任何枷锁去决策？也许真正做到政商分离的时候那一天可以。但不是*9代企业家，也不是马云、马化腾，而是在现在的这些创业者们中诞生。
　　也许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我们值得等待，因为它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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