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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亚洲国家角色变化：从比较视角分析”。为期两天的会议共进行了8场研讨，与会者就“城镇化转型”、“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福利模式的改变”等多个话题进行交流与对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国家在走上独立的道路上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对一些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是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日趋加深，相互间无论是货物和服务的流动量，还是理念和实践经验的交流都日益增多。本次会议从不同角度探讨该地区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结构。
在“发展模式转变”研讨会上，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比较了中国和印度高等教育改革，以及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她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印度[*{a}*]人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改革，并将之作为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两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同时努力平衡社会不平等和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两国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哈佛大学政府系助理教授普鲁纳·辛格（Prerna Singh）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在提供公共医疗方面政府能力的差异，分析了提高国家提供更好社会福利的因素。他以两国在根除天花的成效为案例提出，虽然印度在1975年根除天花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起来，还有一定差距。中国早于印度10年根除了天花，这是十分惊人的。对此，他认为在一个社会文化共享框架中，政府通过特定机构有效进行干预是一个重要因素。回顾中国治疗天花的历史，中国政府与民众都能在文化框架中取得积极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可以通过特定机构进行有效地干预。而印度则缺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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