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政府的职责包括两点：一是要找到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何种性质？风险底线是什么？这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经常检讨对风险的判断和认识是否准确；二是要考虑底线设置是否合理？高了低了要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本刊记者：近几年，非银行机构异军突起，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金融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请您介绍一下我国非银机构的发展情况？

 

　　李伏安：近几年，我国非银机构实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11月末，六类非银机构共313家，管理的资产总额20.19万亿元（含信托业务及财务公司委托业务等表外业务），实现净利润1093.35亿元。其中，信托公司固有资产3235亿元，管理的信托资产13.28万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393亿元；财务公司表内外资产5.01万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480.39亿元；金融租赁公司资产1.23万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156.94亿元；汽车金融公司资产3260.94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57.01亿元；货币经纪公司资产6.43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1.40亿元；消费金融公司资产193.56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4.61亿元。

 

　　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金融若发展不好，它的经济通常不会太好；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它后面一定有很好的金融支撑。可以说，发达的金融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达”并非简单指规模大小，而是专业细分程度以及市场深度。可以说，非银机构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对相关业务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二是非银机构的发展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政府提供了相关的公共产品、政策、通道和准入审批，营造了较好的制度环境。未来非银机构将会有更大发展空间。你会看到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需要通过信托管理财富；越来越多企业集团需要财务公司管理内部资金；越来越多企业和产业面临转型升级，通过金融租赁转移过剩产能。

 

　　本刊记者：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相比，监管部门作为“看得见的手”应该如何有效引导非银机构的健康发展？您何看待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李伏安：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职能非常重要，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方面的监管和制约，正是平衡制约机制实现了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转。作为政府应该对市场有准确的观察和实事求是的判断。市场在哪里？监管规制、公共产品、服务是否跟得上？是否适应市场的需求满足发展？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监管过于宽松，就会导致行业发展超出市场需要，破坏金融的本质。我认为，政府的职责包括两点：一是要找到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何种性质，风险底线是什么？这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经常检讨对风险的判断和认识是否准确；二是要考虑底线设置是否合理？高了低了要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这里要认清控制风险的最终目，我认为是为了*5限度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金融杠杆支持实体经济，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就要放手支持和满足实际经济的需要。而不是说，风险底线守得越高越好，守完了就停在那，对有风险的创新一概否定。我认为只要在底线之上，创新就可以去做，风险和创新就是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