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一座城市的疑惑-高顿教育

　　“圣路易斯在燃烧!”

　　这个情感色彩浓烈的句子，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因为两起不同的事件两次成为美国媒体的标题。一年前，圣路易斯的环境问题被《滚石》杂志冠以这个标题进行报道，圣路易斯郡北部埋藏着上世纪40年代“曼哈顿计划”遗留下来的核废料，至今未得到妥善处理，给整个圣路易斯地区带来安全隐患，被媒体称为“在地下燃烧的烈火”。一年后，弗格森黑人少年遇害案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抗议和骚乱，将大火引到了圣路易斯市的地上，专门报道非裔美国人新闻的在线杂志《乌木》（Ebony）再度将这个标题放在主页。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圣路易斯市长大的纽约律师丽莎·博纳（Lisa Bonner）表示，这几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每个熟识的人都在问她：“弗格森在哪儿？”

　　弗格森是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区，人口约2.1万人。2014年8月9日，18岁的黑人少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走在弗格森街道上时，被当地警察射中头部身亡。有人说布朗被杀时双手举过头顶，有人说他当时曾试图抢夺警察的配枪。不过，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对圣路易斯市居民来说似乎没那么重要。压抑多年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之火腾腾燃起，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浑水摸鱼者趁机抢劫盗窃、打砸商店和基础设施。骚乱引发警民之间对抗升级，运兵装甲车开上街头。地方政府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开始实行宵禁，仍难以抵挡汹涌的抗议浪潮。8月18日，在圣路易斯市距离弗格森不远的另一个区，又有一名25岁的黑人青年因“持刀抢劫”被警方开枪击毙。国际社会纷纷对美国政府的应对方式提出质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回应道：“这纯属内政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众抗议事件也不在少数。然而，此次圣路易斯市的骚乱尤为引起美国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圣路易斯曾经作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盛极一时、还曾举办过世博会和奥运会的辉煌历史，还因为这座城市的衰退俨然是“美国式”城市转型失败的典型例子，换句话说，这起事件体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制度问题”。

　　移民城市的崛起

　　圣路易斯市的历史辉煌得益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作为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重要贸易港口，1764年一个法国贸易公司主导了这座城市的建立。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里成为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的主要聚居地。圣路易斯市具有贸易与移民城市的双重特征：经济活力与种族多元化。美国内战之前，其所属的密苏里州是实行奴隶制的地区，但由于圣路易斯市人口流动频繁，许多奴隶都曾到过北方“自由州”或从别人那里接受了自由思想，由此引发多起奴隶诉讼要求人身自由的案件。圣路易斯市也成为此类诉讼的中心之一，与其他地区的类似诉讼一起（例如因1853年出版的纪实自传《为奴十二年》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华盛顿地区所罗门·诺瑟普案），共同成为美国内战的重要导火索。

　　移民是圣路易斯市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内战前，这里的经济主要依靠皮毛贸易，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动物皮毛的市场需求大大降低，同时受到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城市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不过，大量涌入的移民带来了各行各业的新技术，不断给这座城市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1842年德国人兰普（Johann Adam Lemp）带来的啤酒酿造和储存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使圣路易斯市成为重要的酿酒重心，到1880年，酿酒业一度是圣路易斯市的*9支柱产业。与此同时，来自法国的德斯拉吉（Desloge）家族带着*7采矿技术来到这座城市，出于开发周边地区铅矿的需要，开始在整个圣路易斯郡大量兴建铁路等基础设施。根据矿业历史学者Robert E. McHenry的著作：“随着密苏里州铅矿的开发，圣路易斯市流过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 也就是说，矿业公司的巨额收入也极大地活跃了圣路易斯市的金融业。

　　19世纪圣路易斯市的经济崛起，促使当地居民于1875年投票通过了从圣路易斯郡独立出来的提案，停止向后者缴纳税收。1904年，这座城市在同一年举行了世界博览会和夏季奥运会，可谓达到了兴盛的顶峰，一度成为顶尖科技水平的代名词。这里兴建了美国最早的机场之一，1909年首次有飞行员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这种新型交通工具开始受到瞩目，第二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在圣路易斯市的机场坐上飞机，成为史上*9位翱翔蓝天的美国总统。

　　正如美国大部分早期工业城市一样，圣路易斯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著名的“1939年圣路易斯雾霾事件”导致市区在长达九天的时间里不见天日，这起空气污染事件主要是由劣质燃煤引发的，促使地方议会立刻通过了提高能源品质的议案。

　　此类“看得见”的污染可以应对，“看不见”的污染则防不胜防。圣路易斯市的兴盛吸引了许多当时的高科技公司进驻，其中包括顶尖化学试剂制造商马林科罗特（Mallinckrodt Chemical Works）。这家公司的老板爱德华·马林科罗特与美国核武器研发“曼哈顿计划”负责人之一康普顿博士（Arthur Compton）私交极深，从1943年开始，马林科罗特公司成为该计划中放射性原料的重要提供者，同时负责核废料的处理工作。根据《滚石》杂志去年的报道，这些“体积14.3万立方英码”的核废料就堆砌在“距离密西西比河1.5英里的地方”，下游8英里处就是“供应圣路易斯市区30万人口饮用水的水库”，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如何处理依然是个难题。2008年，在圣路易斯市市长的强烈要求下，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决定给这些废料加一个水泥“盖子”，但后续如何处理，以及核废料是否已经造成环境影响，这些问题似乎永远不会有答案。

　　“美国式”城市衰退

　　环境问题的后果可想而知，越来越多的圣路易斯市居民选择离开市区，到规划更好、更安全的郊区或“卫星城”居住。事实上，这种人口迁出现象早在1939年雾霾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只不过由于外来移民仍在涌入，在总人口上体现的并不明显。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普雷姆（James Neal Primm）的著作，上世纪30年代后期圣路易斯市的新建住宅中，有80%建在市区之外。

　　除了环境问题外，圣路易斯市的人口迁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被许多人诟病的“美国式城市规划”的致命弊端——“分区规划”造成的贫富隔离与种族隔离。美国的“分区规划”制度始于1916年，*9个尝试这种制度的城市是纽约。“分区规划”的初衷是良好的，也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得不为之举。人口暴增导致城市公共区域混乱不堪，从交通、治安、公共卫生和市容市貌等多方面考虑，政府都应对城市进行统一规划，设立多个功能区，对不同区域的建筑标准提出不同要求。然而这种制度与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相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制定建设计划的权力被下放到市镇一级的基层政府，而非由更高级别的政府统一规划，这就导致种族隔离在事实上的合法化。在1965年之前，主张对黑人“平等但隔离”的吉姆·克劳法案（Jim Crow laws）在许多地区禁止黑人购买白人社区的房产，打下了种族隔离的历史基础。在废除该法案的地区，白人和富人聚集区也可以通过更高的建筑标准、更大的公共设施投入大幅抬高房价，将相对贫穷的有色人种挡在社区之外。

　　于是，当一座城市发生经济转型，导致某些地区居住条件变差后，就会发生白人社区“集体”迁出的现象。可想而知，跟个体家庭迁出的行为相比，这种“集体逃跑”将更加迅速地造成一个地区的衰败，乃至获封了专有名词——“白人迁徙”（White Flight）。长期以来，这种现象被视为自由市场的选择，得到政府的默许和鼓励。当一个地区的白人居民所剩无几时，为了降低基础设施维护成本，政府甚至会通过改变贷款政策等强迫剩下的“钉子户”迁出。白人迁走后，贫穷的黑人社区就会以低廉的成本入住这些昔日豪宅，往往伴随当地经济环境与治安条件的恶化。这种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圣路易斯市已成为常态。

　　“1960~1970年，34%的白人逃出圣路易斯市区，之后经济恶化，黑人也跟着逃出，来到白人聚居区附近寻找工作机会，然后白人逃得更远，黑人再次失业……周而复始，从1950年到2010年，圣路易斯市区损失了62.7%的人口。”在这座城市长大的律师丽莎·博纳在《乌木》杂志文中写道，“圣路易斯市的年轻人见面时，*9句话很可能是：‘你在哪儿上高中？’意思就是：‘你能毕业吗？你能离开这座城市吗？’”当“逃离”成了一座城市年轻居民思想的基调，城市的衰败也就不可避免。

　　越融合，越隔阂

　　弗格森骚乱爆发后，美国舆论普遍指责圣路易斯市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现象。很多报道提到：尽管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黑人，但弗格森地区的市长是白人，警察局长也是白人，总共53名警察中有50名是白人。这样的治理结构，当地居民怎能信服？

　　然而，一个令人心碎和困惑的事实是，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圣路易斯市在历史上为少数族裔平权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前文所述，南北战争之前这里就是黑人奴隶争取自由的重镇。1917年，与圣路易斯市隔河相望的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市发生震惊全美的种族骚乱，当地的年轻白人担心被黑人移民抢走工作，主动挑起种族矛盾，对黑人社区进行了有预谋的袭击，造成上百名黑人死亡。大批黑人通过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桥逃进相邻的圣路易斯市，得到了后者政府的接纳和保护。与其他南方城市相比，圣路易斯市其实可以算作对黑人相对友好的地区，尽管同样实行了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案，依然有很多黑人在美国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1940~1970）中移居这座城市。从1983年起，圣路易斯市政府为消除教育部门的种族隔离，组织了美国规模*5的“自愿混校运动”，动员白人和黑人学生自愿到对方的学校就读。1980年，有82%的黑人学生就读于单一种族学校，到199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41%，种族融合可谓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然而，从当前动乱里黑人民众的愤怒，完全看不出上述政策的成效，圣路易斯市似乎陷入了“越融合，越隔阂”的怪圈。不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完全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不论是单一事件中大义凛然的官方姿态，还是彰显政府成绩的教育数据，都不能改变黑人经济地位远远落后于白人的事实。黑人社区紧跟白人社区“逃跑”的脚步寻找工作，这种现象足以说明问题。更直观的数据来自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1930年危机刚开始时，圣路易斯市的白人失业率为8.4%，黑人失业率为13.2%，只比前者高出约50%；到1933年经济形势恶化，白人失业率飙升至30%，黑人失业率竟高达80%，是前者的两倍多。可见种族平等的姿态仅限于经济繁荣时期，如果经济衰退，白人自身难保，受损*5的仍是黑人利益。这正是现阶段的圣路易斯市遭遇的局面。不论*5的矛盾是社区隔离还是种族冲突，要挽救这座城市，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经济衰退。而要制止经济衰退，就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如何把人留在城市中？

　　失败的转型

　　提到城市转型这个概念，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特色是“放手不管”，听任城市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衰败或重生。至少在圣路易斯市的衰退过程中，这种说法并非事实。当地政府并未“坐以待毙”，从半个世纪前该市颓势初显开始，政府就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挽救经济的努力。

　　其中最著名的失败尝试，就是1954年开始兴建的普鲁特-艾格(Pruitt-Igoe)住宅区项目。1950年，圣路易斯市区人口达到史上*6点，但中产阶级和白人居民仍在大量迁出。政府认为，黑人新移民恶劣的居住条件及其引发的治安和市容问题，是中产阶级迁出(导致市中心房价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1947年的一项调查，约8.5万户圣路易斯市居民住在19世纪修建的“筒子楼”中，3.5万户住宅没有厕所。为了改变市容以“保持城市中心区域的资产价格”，政府决定将位于市中心的老商业区重新规划。

　　1950年，政府选定了当时38岁的日本裔建筑设计师山崎实负责设计名为“普鲁特-艾格”的新住宅区。这个名字来源于两位圣路易斯市的著名市民：“普鲁特”是二战时期的一名非裔空军英雄，“艾格”是一名白人众议员。住宅区的名字蕴含着种族融合的美好意愿。1955年，这个包含33座11层公寓楼的建筑群正式完工，成为当时美国规模*5的住宅区之一。为了容纳更多住户，公寓的卧室和厨房都小于常规，电梯只停1、4、7、10层。尽管有诸多居住不便，该住宅区仍被宣传为“年度建筑”“解决郊区化问题（指富人迁往郊区）的重大突破”。建成后第二年，恰逢圣路易斯市废除种族隔离居住的吉姆·克劳法案，从理论上来说，黑人和白人都可以入住这个社区。根据官方宣传，那一年该社区的入住率高达91%。

　　不过，很多历史学者指出该数字可能是个谎言。部分学者认为，这个社区的入住率从未超过60%。到60年代末，普鲁特-艾格住宅区就已经基本废弃。1972年，政府通过爆破完全拆除了这个短命的建筑群。这成为建筑学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著名建筑史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称之为“现代建筑之死”，认为这是建筑理论与社会现实需求不符导致的失败。当然，围绕着山崎实的“魔咒”才刚刚开始，几十年后他的另一个著名设计——纽约世贸中心同样在爆炸中轰然倒塌，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

　　然而，很多人认为“普鲁特-艾格”项目的失败不能归罪于建筑设计。从一开始，圣路易斯市政府用房地产来挽留居民的计划就根本行不通。人口外迁和城市空心化已成风潮，没有多少人会为了一套住房留在缺乏工作机会的市中心。通过房地产来进行城市转型，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市政府改造城市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1954年建成的市区排污系统，就是城市改造的经典案例。可惜，这有可能是圣路易斯市转型过程中惟一的成功。此后随着财政收入下降、政治派别争论不休，市政建设再难有作为，在行政上重归圣路易斯郡（以整合迁到周边市镇的工业）的提案也未获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密苏里州全面缩减环境保护项目经费，圣路易斯市的空气污染防治项目也遭到废止，该地区至今仍是美国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之一。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普雷姆（James Neal Primm）在他的《山谷之狮：圣路易斯史（1764~1980）》一书前言中引用了当地宗教学者拜廷（W. C. Bitting）的名言：“一座城市不仅是建筑和街道的结合，它有一种灵魂和氛围，即所有钢筋水泥都应为之服务的社会特征。”普雷姆认为，圣路易斯市的灵魂就在于人口迁徙：“多年来圣路易斯的富人一直在逃离穷人……每次城市重建的目的之一，都是摆脱居住在被废弃地区的大量穷人……就是此一理念塑造了这座城市。”然而，当富人们越逃越远，乃至超出了城市的范围，“城市的灵魂”就只剩被抛弃的穷人。已经离开的富人或许对身后的废墟视而不见，但弗格森街头抗议的大火千真万确是整座城市愤怒的缩影。一座城市的灵魂受伤至此，未来如何重建？在城市发展这个问题上，圣路易斯给人带来的只是疑惑，没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