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同盟的成立是德国各邦权衡切身利益，不得已做出的决定。

 

　　首先是各邦的财政需要。国库空虚和财政赤字是那个时期大多数邦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以普鲁士为例，1820年财政赤字达到217,248,762 塔勒，相当于国家四年多的收入。其他邦国情况也与普鲁士类同。关税区域的建成将有助于减缓债务问题，因为它至少可以获取原先因境内关卡林立，支付庞大行政开支和走私活动而白白流失的大量年税入。这笔税入数额是惊人的，在黑森公国每年进口税所得就无端地消耗在它的行政费用上。无怪乎关税同盟的奠基人莫茨会乐观地提出，建立统一关税区，加强对财政的有效管理将很快消除可怕的财政赤字。1818年普鲁士新税法的一个直接经济后果就是税收收入的增加和税收行政成本的降低。当时普鲁士的行政成本只占税收总收入的15%，而同时期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分别达到25%和43%。当然，征收关税的区域越大，税收的成本也就越小。1828年黑森公国陷入财政困境，莫茨便利用这个时机，促成了普黑联合。根据普鲁士—黑森—达姆斯塔特关税同盟条约，进出口关税所得收入各邦按人头平均分配。这种利益均分的原则对未参加关税同盟的各邦极富吸引力。那些原先指责达姆斯塔特政府“判断失误”的邦国也纷纷加入关税同盟。1834—1842年，关税同盟成员国的人均收入每年提高5%。这一成果显然是关税同盟克服邦国分立主义的有利武器。

 

　　其次，关税同盟的成立可以保护君主权力和邦国生存，抵制自由主义革命。30年代是革命性的年代，各邦君主虽然反对任何将导致主权削弱的关税统一体，但更难以容忍的还是资产阶级因对德国经济环境的失望和愤怒而采取过激行动，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可怕前景。因此以牺牲邦国部分主权为代价，支持统一关税政策，成为“争取资产阶级脱离雅各宾主义”的*10手段。关税同盟也就因而成了民族统一的替代物。

 

　　事实上，关税同盟的组织原则也表现出它并没有损害邦国主权，相反则体现了尊重或至少不改变邦国主权的特点。关税同盟的组织机构建立在平等和非集中化原则基础上，同盟的*6机构是代表大会，由各邦派代表组成；同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税率的改变必须由成员国全票通过；同盟试验有效期8年，期满后各邦有解约和退出的权利。此外， 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使得同盟成员国在维护自身主权独立的同时，多了选择奥地利与普鲁士抗争的筹码。正如普鲁士外交大臣冯·维特恩在1840年4月13 日写给慕尼黑公使登霍夫的信中所说的：“建立关税同盟的政治思想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政治颠覆的意图，……我们不想让邦国因为牺牲自己的意愿而感到懊悔。”达姆斯塔特的杜·梯尔也认为各邦虽然在商业政策上实现了联合，但经济和政治还是可以分开的。

 

　　总的来说，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各邦基于经济政治诸多方面考虑，某种程度上抑制分立主义思想的结果。它的产生既不具备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明确思路，也不单纯是传统的封建复辟。它不是德国未来民族统一体的大胆设想，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德国经济统一的形成，逐渐打破了德国分立主义力量，并最终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创造了物质前提。

 

　　30年代是德国工业起飞的阶段。因此，对于关税同盟和德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关税同盟开始了德国的工业革命，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手段。另一种观点则持谨慎态度，以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一些基本要素，如劳动、资本、国内需求等等，对关税同盟不能做过高估计。笔者认为，德国工业发展在30年代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关税同盟引起的，很难测定；德国工业革命由关税同盟引发，说法也很勉强。但至少有一点应该肯定，如果没有关税同盟，德国的经济进步会更艰辛，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和摩擦。

 

　　关税同盟的成立在短时期内对德国经济并没有发生质的影响，它的成立没有象人们期盼的那样实现国际商业政策的根本变革。关税税率是南北妥协的结果，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取了折中。一些商品如盐和纸牌等继续保持国家垄断；啤酒、葡萄酒、烧酒和烟草等消费品各邦仍有权征收较高的税收，以补偿因其他商品税率下跌造成的损失；经济统一的各种立法也还远远没有出笼。同盟内成员国之间利益矛盾重重，分立主义和对自治主权的看重使关税同盟体系的每一点改革和完善都充满了阻力。

 

　　但是不可否认，关税同盟的成立及其他的发展仍对德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首先，它在很大范围内取消了德国境内的关税壁垒，为商业注入了活力。德国历史上*9次在除奥地利之外3/4的土地上，2300万人口中实现了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的统一。1834年1月1日凌晨，长串长串载满货物的四轮马车等待通过边境线，这一壮观的景象预示德国内部市场商业流通扩大的开始。

 

　　其二，度量衡和货币制度的逐渐统一。关税同盟成立后，由于涉及到征税和同盟内收入再分配等实际问题，需要对各邦不同的货币关系进行协商。1838年的德雷斯顿货币条约就货币兑换率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宣布在银本位基础上确定两种货币流通区域，即北德的塔勒区和南德的古尔登区，塔勒与古尔登的比价为4∶7。在此期间，还出现了纸币问题。普鲁士除控制各邦纸币的使用外，还加强了普鲁士银行纸币的流通量。到60年代，普鲁士银行发行的纸币控制了德国很大一部分货币流通，货币统一由此在大范围内形成。关于度量制度，1833年关税同盟国制定了关税重量单位——关税公担。1关税公担等于50千克， 并逐渐取代了各邦的重量体制。

 

　　其三，交通运输状况的改进。由于担心贸易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损失，同盟各邦都把改善交通视为克服这一危险的好办法。首先是铁路，30年代开始受到各邦政府的重视，四、五十年代对铁路的投资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递增，50—80年代，铁路资本占全部投资的比例从2.8 %增长到7.4%。铁路长度1850年5856公里，到1870年则达到18,876 公里。铁路路线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关税同盟的影响， 铁路枢纽往往是扼贸易咽喉的城市，如柏林、莱比锡和科隆等，因商业流通的需要将城市和地区连接起来。关税同盟和铁路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李斯特在30年代就将它们视为德国现代化的“连体双胎”。其次是河道运输。1800年一宗货物从易北河上的汉堡运往马格德堡，通行税需付14次；美因河上从班贝格运货到美因兹付通行税33次。1831年莱茵河沿岸的各邦接受了“美因河—莱茵河船运条例”，宣布了收税和堆货权的无效。而关税同盟成立之后，在它的范围内更是免除了河道通行税，大大保证了货物运输的畅通。

 

　　其四，关税同盟对德国工业起了刺激和保护作用。虽然采取较低的关税政策，扩大国外产品的进口，使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尖锐化，导致一些传统手工工业的破产，但另一方面，因为鼓励新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进口替代品的生产速度加快，传统企业结构也被迫进行调整改造。同时，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废除了贸易壁垒，商品交通费用下降，而它们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又得到增强，因而使国内商品向国外市场出口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更不用说对一些工业部门如糖、棉毛和铁制品等，关税同盟还进行了有选择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恰恰是以往小邦国所做不到的。关税同盟的建立并没有直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也没有阻止40年代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保证德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渡。1844年，库尔黑森政府就关税同盟对工业的影响做了一个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大企业对这个机构的有利后果产生争议，尤其是博肯海姆的企业对关税同盟充满了赞美之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关税同盟加强了德国内部的经济联系，不同的经济区域慢慢地融合成为共同的民族市场，逐渐形成民族经济。随着商品贸易的增长，铁路河道运输的改进，工业的发展，税率政策的调整以及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简化了商品交换的方式，同盟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