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青
　　2013年7月以来，中央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务员，当官不易或成常态：禁烟;殡葬改革;禁摊派党报党刊;禁公款吃喝;禁公款赠发月饼年货节礼;禁鱼翅燕窝;禁赠发土特产;禁会员卡;禁豪华办公楼;精简会议;严控文艺晚会;禁公款旅游;禁一般公务用车;禁领导干部企业兼职;禁公款印送贺年卡。这种“禁官为非”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项项落实。目前正在进行全国性的公园内豪华会所的清理。这种清理非常有必要，一是高档会所大都是公款消费，已经出现的“阴阳菜单”就是证明。二是挤占了公园内平民消费的空间，大碗茶、快餐搞得不多了。三是这些高额的租金究竟落在谁的手里?
　　在强力反贪反腐之外，再施加以如此严格的对公务员的规定，已经让有的官员受不了了，发牢骚的有之，卷铺盖走人的有之，赞赏者更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是，老百姓是百分之百举双手支持的。看来“官不聊生”的时代已经到来，老百姓只是希望官员能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应该肯定地说，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同程度上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下，15条禁令可以把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些“水分”挤掉，让“南郭先生”减少。但是，也会有一些“精英”流失。不论是公务员考试还是分配进入机关，公务员都是社会上所受约束力较大的一个群体，金钱不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民服务才是目标，对金钱看得越淡的公务员，就活得越轻松。因此，此次15条禁令会使一小部分“南郭先生”与“精英”离开公务员队伍。而只要其中的大部分进入市场经济*9线，则从财政消费者走向财政贡献者，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历代思想家、改革家都有一个共识— 官员需要，只是希望少一些。裁撤冗官历来都是改革家的一个妙招，会取得多重效果，官员减少了，费用减少了，税收也增加了。禁令严格执行，让承受不了者离开公务员队伍，也会取得积极的效果，亦可缓解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过高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把不必要的多余的行政官员称为“冗官”、“冗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秦律十八种》中的《金布律》和《效律》，都说到秦代已经有了“冗吏”。汉代的《史晨碑》也有“冗吏”字样。敦煌汉简可以看到“不可作事者冗食于仓”的简文。
　　“冗官”在历史上的开明政治家看来，有多种危害。*9，这一现象导致了国家财政负担的沉重。唐玄宗开元年间，许景先上奏说道“冗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的情形，以为“甚费府库”(《旧唐书·文苑传中·许景先》)。宋代“积贫积弱”，因此讨论“冗官”的思想家比较多。宋祁曾经指出朝廷有“三冗”，“以困天下之财”。“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这“三冗”中首要的就是官冗(《宋史·宋庠传》)。苏辙《上皇帝书》写道：“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李纲在《理财论下》中曾经提出，只要解决“官职冗滥”问题，不必增产增收，财政危机就能够得以解决：“今若罢冗局，省吏员”，“则邦用可以不劳而告足。”
　　第二，“冗官”的存在，使得民众受到直接的压迫。如宋太宗时，王化基《澄清略》评论时政，提出五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省冗官”。关于冗官的危害，他指出：“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设或贪夫参错其间，则取于民者又加倍矣。”(《宋史·王化基传》)冗官如果都是廉吏，只不过耗费国库资财;如果其中夹杂贪官，那么民众的负担则又必然大大加重。
　　第三，“冗官”促使国家机器加速腐化乃至彻底朽坏。一是会严重败坏官场的政治空气。史家评价宋代是“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正官之外，候补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据说“大约三员守一缺”。于是形成苏轼所谓“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二是“冗官”还会助长行政环节的复杂化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唐代政论已经有“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以及“清浊之由，在官之烦省”的说法(《旧唐书·宪宗本纪上》)。三是行政的复杂又会反过来使得“冗官”现象更加严重。这就是《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说的：“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事繁官冗，导致职业良心和责任心的泯灭。
　　琢磨这些古人留下的文字，让我们的忧患意识油然而起。如果我们的官员队伍还是任其自由自在地“潇洒”，也会走到历史的某个时段，“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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