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携程董事长兼CEO梁建章关于人口政策的建议引爆网络并引发公众热议。梁建章表示，即使放开生育，真正愿意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提高妇女地位等方式鼓励生育。此外，梁建章还建议，当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未来通过纳税等所做的贡献中约有15%会用于社会的养老，所以基于公平起见，国家可以考虑为新生小孩的家庭给予一定补贴，而补贴的总量可以占到GDP的15%左右。
仅三成适龄家庭愿生二孩?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梁建章在中国企业[*{b}*]年会的演讲中认为，未来人口越多市场越大，能够形成规模经济。特别是服务业跟互联网高科技行业，只有规模大的市场才能培育出优秀的本土企业，并逐步走向世界。
当前政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梁建章看来，年龄结构跟创业创新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人口结构越是年轻的国家，创业活力就越旺盛;而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老化以后，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也会被削弱。
目前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已经确立，已有多个地方政府表态尽快出台新的生育政策，并有望于明年正式实施，但公众的生育意愿是否能跟上政策步伐却仍是个问题：在较高的抚养成本面前，不少育龄夫妇打起了“退堂鼓”。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鹏透露，从发达国家生育率变迁看，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生育有可能反而会减少。“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在放开单独二孩后，生育水平依然比较低。男女平等的观念、个人职业发展等因素都会影响生育选择。”
实际上，随着生育率下降，我国正面临青年劳动人口短缺、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困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确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是成为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之后，我国又一次重大的人口政策调整。在人口专家看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为鼓励生育，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介绍，下一步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并简化相关手续程序，做好服务，方便群众。而在梁建章看来，政府还应采取更具实质性的措施来鼓励生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借此可以减少生育的成本负担，增加民众生育意愿。
不仅如此，梁建章认为，给予财政补贴也是公平的体现。原因在于现在的养老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养老，即用包括年轻人交的税在内，用来支付社会养老的成本，包括有小孩的老人和没有小孩的老人。
他举例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现在多生一个小孩，等到小孩长大以后，向国家缴纳的税中间有约15%会去养老人，所以公平的话，国家可以考虑从GDP总量中拿出15%左右，给生育小孩的家庭进行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梁建章认为，生育补贴并不会为财政带来过重负担，“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国家)没有力量补贴生育，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北欧国家、西欧国家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补贴，生育率比较高，是比较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对于财政补贴，杜鹏坦言：“短期来看，我国政府还难以出台鼓励生育的补贴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个渐进过程，先要看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然后再根据效果决定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如果全面放开生育还达不到理想的生育水平，确实有可能考虑补贴办法。”
不过，发放生育补贴已在日本和俄罗斯施行多年，效果却不佳。
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伊朗政府设置生育基金，往新生儿的银行账户直接打钱，抵不住伊朗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道理很简单，随着经济发展，养育孩子的长期成本高昂，生育补贴微不足道。越高收入人群，越倾向精细养育，成本非常高。
多数家庭倾向少生，养育市场会持续萎缩，规模效应变小进一步促进边际成本上升。把孩子养到成年需要高昂付出，一次性或短期补贴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不能减轻多少负担。
很多人会说，难道不能提高生育补贴标准，并且长期化吗?现代国家都有福利主义倾向，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生养孩子又要福利化，那意味着巨额财政开销，没有哪个国家负担得起。况且生育收益归个人，成本由他人负担，这本身就不公平。
若再提倡福利主义的鼓励生育，结果必定糟糕。财政支出会大幅增加，最后需专门征税填补。养孩子变成寄生式生活，非生育人群将被迫为他人买单。像在欧洲这样的开放国家，长期生育补贴会扭曲人口构成结构。底层穷人本身具有强烈的生育意愿，他们收入低，对补贴敏感，甚至会以生育获得额外收入。高收入的老欧洲人不愿为短期补贴而生育，长期也不必为养老发愁，生育率极低。
而最合适的鼓励生育措施是免税，尤其免除所得税。
生养孩子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出，经济越发达，这项支出比重越高。中高收入者是所得税的主要税源，一般家庭收入通常随时间后延而增加。他们是社会人群向上流动的主力，是精英阶层的中坚，背后往往是更好家庭教养和进取精神。他们的生育意愿因为所得税而受打击。
原本他们的财富可以承担多生孩子，现在宁可少生富养，绝不多生。长期看，富人和中产阶层是脆弱的。所得税阻碍了人口结构的自然优化。
通过免除所得税鼓励生育，有以下好处：生育抚养是一项长期支出，免除所得税将使大量财富留在家庭，它有利于财富转化为人口数量和素质。以家庭为渠道进行人力资源投资，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多子女家庭将自主承担养老问题，不再需要政府转移支付。新增人口同时是一项宝贵的社会财富，它将有力激发老龄化时代的活力。通过减税来鼓励生育，既能减轻民间负担，又能增加人口，还使养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可谓一举三得。
很多人会担心，这种免税不公平，它可能使未来所得税变成“不生育税”。在操作中确实需要警惕额外的加税。至少在目前看，所得税覆盖广泛，造成的负担很普遍。部分免税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在通往自由生育的道路上，如果顺便减轻税收负担，社会效果会更佳。
它山之石可自借鉴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在新加坡街头，时常能看到很多牵着孩子逛街玩耍的年轻父母，其中大多数都带着两个小孩，其乐融融的场景羡煞旁人。新加坡政府在2012年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有83%的新加坡单身人士表示他们希望结婚，而84%的已婚人士都表示希望能够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既然国民有生育的意愿，政府就竭尽全力地提供各种津贴福利，让这些夫妻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生宝宝。
早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结婚生育配套方案，并分别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将相关的津贴不断加码。*7一轮的政策下，政府每年的结婚生育配套预算从之前的16亿新元(1新元约合4.7元人民币)再次提高至20亿新元。
这其中包括：每个家庭新出生的前两胎婴儿，只要是新加坡籍，便分别可以获得6000新元的婴儿花红，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则能够获得8000新元的花红。在婴儿出生后，政府即为每个孩子开设公积金保健储蓄户头并存入3000新元。此外，政府也鼓励家长往育儿户头里存入*66000新元封顶的储蓄，并给予一比一的奖励。也就是说，家长往户头里存多少，政府再自掏腰包存多少。
近年来，政府也更加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除了产妇四个月的产假外，新的政策规定父亲可以享有一个星期的陪产假，并且可以移用妻子一个礼拜的产假。此外，7岁以下孩童的父母每年还可以享有6天的育儿事假，所有以上假期的薪水均由政府承担。
那么，在新加坡生孩子到底能拿到多少花红?人口与人才署的统计显示，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在两个孩子13岁以前一共可以领到折合现金16.6万新元的津贴。此外，政府还为育儿家庭提供税务减免、医疗补贴等各项福利，并为需要接受辅助受孕的夫妻支付最少一半的治疗费。
政府*7的政策是在2013年初实施的育儿短期住屋计划。在该政策下，首次购买政府组屋、育有16岁以下新加坡籍孩子的夫妇可以在新组屋竣工期间，以低于市价的租金向建屋局租房。截至2014年底，利用该计划的夫妇已经孕育了110个新生儿。
除了给新生儿一系列的现金大礼包，孩子读幼儿园开始，政府也提供努力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政府每月为就读幼儿园的新加坡籍孩子提供300新元的津贴，而进入学龄后，新加坡公民家庭在孩子入学方面的开销更是进一步减少：小学学费全免，中学到高中每个月只象征性地交几块钱，且所有学杂费开支，包括每个学期学校组织的郊游等的费用，都可以从育儿户头里直接扣除。至于大学，80%的学生会申请政府提供的无息助学贷款，毕业后五年内还清即可。
此外，澳大利亚一直以“高福利国家”著称，政府在育儿、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给予的补助很好地保障了民生，尤其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生孩子可以得到更多补助。
就新生儿福利来看，澳大利亚因为人口稀少，联邦政府鼓励家庭多生育，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贴。孩子一出生，医院就会向父母发放一张表格(或者家长上政府福利部网站自行填写与递交)，表格内容涉及新生儿的各项福利，最初一项补贴叫做“分娩津贴”——生育*9胎可领取5000澳元(1澳元约合5.1元人民币)的津贴，此后每胎领取3000澳元津贴，前提是年收入低于15万澳元的澳人家庭才符合领取资格。
不过，自去年3月份后，政府将可享受该福利的家庭收入门槛大大上调——年收入低于10.1万澳元的澳人家庭，才可享受*9胎生育的补贴政策;而年收入低于11.2万澳元的澳人家庭，才可享受第二胎生育的补贴政策。
除了上述一次性的分娩补助外，澳大利亚还有“家庭税补助金A项”和“家庭税补助金B项”两个育儿补助项目，它们仅适用于“穷人”。其中A项要求以家庭为单位，其年收入低于约5万澳元时，0-12岁儿童的家庭每两周可得到约176澳元的补助，13-19岁孩子的家庭每两周可得到约230澳元的补助。而B项针对的是单亲家庭，即只有一方收入的家庭，当其年收入低于约1.5万澳元时，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每两周可得到约150澳元的补助，5-18岁孩子的家庭每两周可得到约105元的补助。
克里斯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据他介绍，夫人生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是在2014年之前，当时政策还没有变，孩子一出生，医院即刻办理出生证，将数据录入系统，大约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就收到了5000澳元的“分娩津贴”。“我们当时请的是私立医院的医生为我们接生，所有费用算下来，(生一个孩子)大约要花2000澳元，政府的这个补贴不仅能覆盖生孩子的花销，还能我们添置一些育儿用品，”他说。
克里斯的夫人是一所高校的会计，她表示，在澳大利亚，产妇可以休3年的产假，但是只有前半年是带薪的，当时她选择休了1年产假，而她一点儿也不担心工作不被保障。“我的很多女性朋友都是休息了1-2年，完全不用担心休产假过长而危及工作，如果有老板因为女员工休产假时间长而开除她，这里的法律一定是站在女性这一方的。”她说。
除了对女性的保护，澳大利亚政府还对男性在女方生育后有一项补助政策，即就是为父亲提供两周的带薪假期。
克里斯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在育儿方面对每个家庭的保障措施不仅仅体现在实质性的金钱补助上，更体现在整个社会的配套服务上。“我们每个区都有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天免费提供各项服务。比如卫生站人员会定期打电话给我们问询孩子健康状况，或者家访，为新生儿检查身体，称体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