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税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税种。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有2600年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业税史。“种地的纳粮，养马的当差。”这是中国农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千古“爱国训言”。似乎农民爱国不爱国，只有一条就最终体现在是否缴纳农业税上。
 

　　在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从当初的家庭联产户承包，已转为家庭单干土地承包责任制，农业税征收过去是村社集体（组）一次性缴粮，改革后成了每个农户缴纳，工作量的加大和加上农民“纳税意识淡薄”，当时征收难度较大。为充实基层财税征收力量，1985年，我被招聘为乡财政农税征收干部，主要是征收农业税、牧业税，还有后来新开征的农林特产税三个税种。当时农业税的征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农民到粮管所交粮食，一种是按粮食折征代金形式缴现金。虽然那时候每亩地也就是个10多元农业税，但由于农业生产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产量和农副产品质量低下，农民经济收入来源较少，农民只靠有限的土地来维持生产生活，每年还要缴纳农业税以及集体的“三统五筹”由于一些农家经济困难，辍学在家放牛铲猪草上不起学的娃也很多，农民负担显得过重。因此，在那时乡村干部主要工作，正如农村一句顺口溜说的：“摧粮要款（税和费），‘刮宫’放环。”每年乡政府都要下达各村农业税收任务，年终并作为主要工作任务进行考核和奖罚。而到农户家收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干群关系一度紧张。有的村民说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收税，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啊。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当时对养羊农户征收牧业税，每只羊征收0.2元的牧业税，为了核定农户羊只存栏缴纳牧业税，我们不敢穿着税务标志服下村入户，因为老百姓放羊时看到我们就赶着羊群要跑，到了居民点一把大锁锁住街门，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征收农林特产税时，我们走进果园，果农立马走出果园，谁都不愿意配合工作，我们采取各种方法与农民“捉迷藏”，有时为了一两元钱与农民争得脸红脖子粗……
 

　　在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当年我省农业税率在上年的基础上，首先从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并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了牧区农业税和农区牧业税。从2005年起，我省全面取消农业税和牧业税，实现农（牧）业零税负。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我国自有“皇粮国税”以来两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被广大农民称为“最实在”的惠民政策。农民不缴国税了，地方政府也相应的取消了村集体的“三统五筹”等收费。此举一下子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民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种地农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所在。一些过去不愿种地外出的农民，陆续都又回家来重新种地了，摞荒地成了“香饽饽”。与此同时，农民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得到更多的实惠，种地、购买农机具等国家有补助，中小学生上学实行了“两免一补”，农民看病全部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障，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户得到各种照顾和补助等等都得到落实，这好多好处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成果，你说农民能不高兴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渠、路、林、电网等方面不断得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不再是“收税（费）型干部”，而把精力转化到了怎样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上来了，干部和农民关系更加贴近，农民收入连年不断增加，人民生活从吃、住、穿、行不断更新提高。地方政治稳定、经济增强、文化活跃。干部群众只有一个心愿，就是齐心协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村实际出发，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